如果一个教育事业单位能提供大量非基本公共服务，就可以把该单位有效推向市场。
科技创新中心的构成要素中，需要有强大的科研机构、产业聚集区、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创业文化和氛围以及产学研广泛合作的机制和能力。2015年，上海将重点减少涉及投资、创业创新等领域的审批事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经济发展。对于上海而言，更是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以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要营造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发挥市场的力量，促进创新人才的聚集。负面清单，即法无禁止皆可为。上海要推动大飞机、北斗卫星导航、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信息服务、旅游会展、健康养老等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
对于上海自贸区而言，金融的国际化才是其最深刻的内涵，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未来，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两条腿走路，即人民币资产池建设和资本账户开放。当然，那时候各个部委很难只是单方面压缩地方国企的产能。
1990年代推出的国企技改贴息政策就是此种类型的博弈。而要实现第三点，关键还是创造性地在土地、财政等领域推动分权型的双轨制改革。例如，在1980年代的宏观紧缩中，中央虽然上收了投资审批权限，但并未大幅集中财税收入和国企管理权限。但上述财政共谋机制还是会让地方和各个部委不断要求增加各类转移支付，而且一旦增加就难以砍掉，结果是中央财政的支出刚性不断上升，而这有进一步逼迫中央不得不继续去集中财力。
结合国内土地、环境、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那时中国的制造业就可以比较顺利地承接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并通过低汇率政策加大出口并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当时除央行大幅收缩银根之外，国家计委也必须硬性压缩各类基建项目，而负责各产业的其他部委则负责分头压缩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其中强势的国家经贸委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所以，即使当时中央财政高度集权，但其财政支出也主要是生产性的（国有单位基建投资大部分直接通过预算内支出），不会出现因转移支付下降带来地方财政困难后很容易引致的社会稳定问题。如果中央加强进一步加强财政集权，就自然会去严控地方政府的减税与优惠政策，导致地方政府本来可以为有潜力产业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无法落地，非常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条件去推动产业升级。一方面，在能源、原材料、重化工等周期性部门推动央企有效地去产能和降杠杆。 产业升级与财政集权之间的矛盾 最后，此轮若进一步通过财政集权来去杠杆，还会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升级产生前所未有的尖锐矛盾。
而本轮去杠杆中央财政集权所导致的吃饭刚性及其所蕴含的维稳风险是过去从未遇到的挑战。如何在本轮去杠杆的过程中确保经济不出现硬着陆，已成为中国经济当前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1980-90年代中国的技术升级主要还是依靠进口技术设备并进行简单的模仿。因此，本轮去杠杆必须要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利用双轨制推动经济分权与更市场化的去杠杆。
当中央部委与地方开始共谋后，就出现了转移支付资金规模越庞大，部委压缩地方投资规模的动力越弱的情况，加大了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中央的行政集权曾是去杠杆的支撑点 不妨回顾一下1990年代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宏观紧缩政策。
尤其是当前中国需要更多原创性、集合性的技术创新时，这种阻碍的效应就更显著。转移支付主要是由地方没有自主权的部分构成，包括专项转移支付和指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如增发工资补助）。
于是，中央财政支出刚性本身成为了去杠杆的障碍：如果强行去杠杆带来了中央财政收入下滑，这种支出上刚性将会直接影响体制内、体制外的政治稳定。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纠结于稳增长和去杠杆、调结构，那么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为何经济的杠杆率不断增加，而需要推动的结构调整却进展甚微？本文希望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来对做出解释，并提出本轮要有效去杠杆和调结构所需满足的一系列政治条件。现在，当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国际需求已基本饱和，而中国国内土地、劳动力、环境的低成本优势也逐渐消失后，财政集权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日益突出。而在1990年代，当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开始迅速增长后，制造业发展也基本上以吸收发达国家转移的夕阳产业为主，那时进行技术模仿的难度与成本并不太高。最后，中央集权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比历史各个时期都更加突出。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紧缩伴随的支出压缩带来的社会风险要小得多。
结果是在目前这轮压缩过剩产能的行动中，央企本身就成为去杠杆的巨大障碍，各中央部委压缩地方产能的政治动力也不仅因进一步集权的空间不足而大幅下降，反而出现了地方与部委合谋扩产能的情况。也只有如此，才能防止一收就死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换句话说，光有经济地位， 央企也未必成为宏观紧缩的必然障碍。最后是经济管制上的中央集权，比如土地管理体制的集权，很容易在去杠杆过程中调控缺乏弹性，甚至带来经济的硬着陆，未来必须想办法通过渐进式的调整逐步走向更为分权与市场化的经济管理体制。
无论是否包括国有企业的上收、财权集中，还是只上收经济管制权，都会在宏观经济紧缩后迅速带来经济活力下降，活乱循环周而复始。 集权式去杠杆的负面效应 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历史经验看，去杠杆要在短期内真正奏效，必须在中央层面采取一系列的集权化措施，包括金融、财政和行政方面的集权。
除财政集权外，中央行政集权以及央企垄断都会阻碍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此外，虽然央企在1950-1960年代间在国有工业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当时央企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基本都归各部委直接管理。更为不利的是，本轮去杠杆还面临着一些新出现的严峻挑战，首先，央企的尾大不掉让各个中央部委在压缩产能上力不从心。毕竟相对于政府的总体基建规模而言，这些由转移支付资金所支持的基建项目总量还不太大。
但到了今天，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则不仅需要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进行适度的扶持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更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去帮助挑选赢家，这显然与各部委进一步行政集权和央企垄断地位的上述存在巨大矛盾。其次，中央的财政、行政集权本身可能与市场化改革之间出现巨大的矛盾。
首先，作为一个可置信的紧缩政策，一刀切式的压产能、砍泡沫虽有助于快速去杠杆，但也会带来非常高昂的经济代价，往往出现的结果是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无效供给和有效供给都被压缩，调控的经济成本非常之大。第三，集权化的紧缩政策也会与中央调结构这个政策目标本身产生尖锐矛盾。
要实现有效的结构调整与产业技术升级，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而市场化又需要推动经济分权。应该说，仅仅就信贷紧缩本身而言，并不一定就不利于向地方、企业与市场分权。
而当前体制下要实现去杠杆与调结构的目标，面临以下三方面的重大障碍：首先是产业垄断和资源控制方面的集权，尤其是央企的尾大不掉，已经成为当前宏观紧缩、产业结构转型与技术升级的重大障碍。因此对转移支付体制的改革，就是希望由此降低中央财政的支出刚性，降低吃饭财政下压缩支出必然带来的保稳定压力，进而降低紧缩政策的政治阻力。第一，要创造相应的政治条件让国务院系统来承担去杠杆的职责，而同时也赋予其足够的权力实施去杠杆的任务。央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地位上都有迅速提升，并成为本轮宏观紧缩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的理念与现实 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理念曾经被总结为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希望通过与去杠杆相配合的调结构的活乱循环。要实现这一点，除了中央必须有打破央企行政性垄断的决心外，还可以利用相应的对外开放措施，以双轨制思路给垄断性国企和教育、医疗等国有事业单位施加更大的改革压力。
当时的宏观紧缩并不带来财政集权，正如1950-60年代的财政集权本身也并不阻碍经济紧缩政策的执行。相比之下，1990年代紧缩期中央则推动了财政、金融、土地管理、国企管控等多方面集权。
实现本轮去杠杆所需满足的政治条件 综上，在新中国历史上进行的各次宏观调控中，虽然是国企上收到中央以及财政集权化都不是必然发生的现象，但各种经济政策的管制权向中央集中还是不可或缺的。在当时集权的财政体制下，中央可以直接投资去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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